江西是历史人文渊源之地，文章节义之邦，素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雄州雾列、俊采星驰”之美誉。从古至今，这片古老而富饶的土地，孕育着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涌现出一代又一代的杰出人物，留下了丰富而珍贵的人文资源，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尤其在宋明时期，全盛的江西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晶和代表。
文化是一条源远流长的文明之河，它从远古浩荡而来，向未来奔泻而去。历史越是古老悠久，文化便越是深邃悠长。只有对江西文化历史进行梳理，才能连接起江西文化这串绚丽的珍珠项链。江西历史文化大体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
文化根基于地域，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任何文化的发生与生存都必须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王勃在其名篇《滕王阁序》中称赞江西“人杰地灵”，而“地灵”正是产生“人杰”的重要环境。
在江西这块美丽的土地上，早就有人类活动的足迹。考古资料显示，江西最早的原始文化是安义和新余两地发现的距今约四五万年的平原型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从那时起，江西开始有了人类活动，江西的历史也由此开端。而最能代表江西先民发展历程，反映江西先民生存文化的，当属万年的吊桶环和仙人洞遗址。这一考古发现被评为全球20世纪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并被联合国授予世界农业遗产。在这里发现了世界最早的人工栽培稻，把世界稻作起源由7000年前推移至1.2万年-1.4万年前。而在这里发现的陶片，经过测定，距今已有2万多年。万年县的吊桶环和仙人洞遗址的地层堆积就像一本史书，记录了江西的先民在农业文明和手工业文明的两个“世界第一”。
相对于黄河流域而言，江西的土著居民长时间处在原始氏族社会阶段，进入文明时代的步伐相对迟缓。直到商周时期，中原文化才与江西本土文化深度融合，而其中的代表，就是樟树吴城遗址、新干大洋洲商墓遗址、瑞昌铜岭遗址等。这一时期的江西文化已经深深地打上了中原文化的烙印，这也表明江西地区再也不是远离中原王朝的“蛮荒”“化外”之地。
位于樟树市吴城乡的吴城文化遗址，距今约3000年、面积61万平方米，城内有居住区、祭祀区、制陶区、铸铜区，城外有墓葬区，至今尚存的3米-15米高、2800多米长的土筑城墙，是目前南方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的商周文化遗址。
1989年发现的新干县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的珍贵文物竟达1478件，其中国宝级文物5件。文物中以青铜器最为引人注目，其数量之多、造型之奇、纹饰之美、铸工之精，为全国所罕见，被专家称为“江南青铜王国”。大洋洲商代大墓的发掘，一举改写了商周时期被称为蛮夷之地的江南历史，充分证明远在三千多年前赣江鄱阳湖流域就有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
位于瑞昌市夏畈乡铜岭的矿冶遗址，规模庞大，采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开采技术、选矿技术和冶炼技术，是目前中国发现时代最早的矿冶遗址，开采的年代从商代中期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保存之完整，内涵之丰富，极为罕见。瑞昌矿冶遗址的发现，不仅将我国采铜历史向前推进了300多年，还揭示了我国青铜文化的独立起源，为中国青铜文化圈的概念和商周时期铜料的来源提供了新的佐证。
说到江西的地理位置，自然少不了“吴头楚尾”之称。祝穆《方舆胜览》说:“豫章之地为楚尾吴头。”从这一称呼上可知，江西处在东吴越和西荆楚两大文化的过渡地带，无论是东边日出还是西边雨，都会从中受到影响，更何况同源共本，本是同根生，晴也好雨也罢，兼收并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比较开放的包容性、惊人的同一性和独具智慧的开创性,使得那时候的江西文化更显地域特色。
而江西地域文化形成的标志性事件，就是豫章郡的设置。西汉初年，朝廷设立豫章郡，下辖南昌、庐陵、彭泽等18县，其所管辖的范围，大抵上就是现在的江西省。以后虽有小的调整，但大的格局一直未变。由于豫章郡的设置，江西被正式纳入中央政权的统一控制之下，一方面，接受中央文化的熏陶，使这一区域依附而非背离中央，保证了区域文化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又依托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习俗， 并产生巨大的向心力将周围尚未纳入进来的地区吸附过来，从而慢慢形成今天江西的政区格局和文化习俗。
客观地说，在宋代以前，江西所出人才并不突出，除陶渊明这座文化孤峰之外几乎举不出其他有分量的文化名人。但到了北宋中后期，江西文化迅速崛起，并完全取代了中原作为文化中心的位置。正如梁启超所说：“我国里头四川和江西，向来是产生大文学家的所在。”从宋至明，江西文学如日中天，进入光辉灿烂的鼎盛时期，六百余年内，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英才荟萃，名家辈出，如群星璀璨，光耀中华，其壮观景象，至今仍令人景仰和惊叹不已。综观宋明文坛，在作家数量上，江西籍的最多；从作家队伍素质上看，江西作家中既不乏众体皆备、声名显赫的大家巨擘，也不乏独擅一体、技压群芳的名家高手；从宋明文学的历程看，由首开风气到蔚为大观，由中兴再起到傲然殿后，皆有江西作家之卓著勋绩；从宋明文学诗歌、词章、散文、戏曲四个主要领域看，江西作家都大有可书之笔。
江西在宋明时代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江西文化名流巨擘的优秀成果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江西现代文化的丰富源泉。江西繁荣发达的古代文化，至少可以归纳为几个方面：一是文章节义之乡，二是理学的心脏地带，三是诗人与词客的沃土，四是禅宗的腹地，五为道教的重镇，六为经济与治术之地。
为什么江西文化在宋明时期能够独领风骚，创造最高成就？主要是得益于经济中心南移和政治中心的东移。自南北朝开始，江南地区有了较快的发展。隋唐以后，包括江西在内的整个南方地区经济更是有了长足的进步，全国经济重心出现南移。中原地区先后发生“五胡乱华”“安史之乱”、宋金战争等三次大的长时期战乱，北方居民的大规模举族南迁，给江西带来了众多的劳动力和先进的中原文化。到两宋时期，中国的首都先后迁到河南开封和浙江杭州等地，而明朝建都在南京，明成祖后，依然实行两都制。江西则成为全国经济文化发展的领先地区，其人口之众、物产之丰，均名列前茅。
江西文化的繁荣也与交通的发展息息相关。当时由南海入中原的通道，即由大余梅岭而直下赣江水道的所谓使节之路，这一交通大动脉贯通后，触发了赣江流域的地气、人气和文气。江西得以用更快速度在更大的范围内与全国交流，众多的达官显要和文化名流频繁地进出江西，而江西学子们也纷纷走出江西，游学游宦，对促进江西文化发展和江西文人成长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进入清代以后，江西文化在全国的地位急速衰退。整个清代，江西只有3位状元，不仅大大低于江苏和浙江，甚至落后于边远的广西。衰退的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那时，江西是全国少有的“三无省”：无学部委员，无重点大学，无博士学位授予点。
是什么原因促使江西文化从巅峰坠落到低谷呢？究其根源，主要是人口迁移、经济开发、交通畅达、文化传递、战争破坏、社会安定等。这几个因素又是相互关联互为因果的。
兴也经济，衰也经济。江西经济在全国地位的低落，是文化衰退的根本原因。经济衰退又与交通转移有关。从中唐到清前期，运河长江赣江珠江一直是国内主要的南北通道，对于促进江西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到清中期，由于海运的兴起，赣江水运地位下降。尤其是京汉、粤汉铁路修通后，南北通道改走河北、河南和两湖，江西成了陆运和海运的盲区。虽然后来有浙赣线，也只是在赣北穿境而过。到了20世纪80年代，全国除了不通火车的拉萨以外，省会城市都有到北京的直通火车车次，唯有南昌进京需要转车。由于交通格局的变化，不仅造成物资运输困难，从外部渗入的新思潮、新风尚也绕过江西。致使江西在观念的更新上，不仅落后于沿海，也落后于中原和南北交通线上的湖南、湖北、安徽等地。
江西文化的衰退，直接的原因还是战争的破坏。非常不幸，在中国近代工业兴起前夕，江西正处在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太平军与湘军两军反复交战10余年，江西成为主要战场之一。在这场战争中崛起的湘军“战功未必在疆场”，但“实实受害惟南昌”。战争刚过，恰逢近代工业在中国兴起，形同废墟的江西城乡，别说喜迎工商新时代的来临，就是恢复传统时代的农耕基础也需时日。江西商人赖以生存的主要商品如茶叶、纸张、木材等的生产则因战火而受到严重破坏，景德镇的瓷业也一度陷于停产。
当然，江西文化的衰退，也与自身的弱点有关。江西文化长期处在传统文化的中心区域，“文章节义”为江西人的传统美德，但这种“美德”主要是受到正统儒家思想的熏染，它有利于农业社会的巩固，却不利于商品社会的形成。这一文化特性使得江西文化排斥近代文化，成为近代江西社会发展的限制因素。
江西文化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基本事实，就是江西籍文化精英的主要活动地域大多并不在江西。如，唐宋八大家中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经江西培养考中科举后，即长期在外活动，死后都未归葬江西，而一些外省籍的杰出人才往往在江西创造奇迹。进入20世纪，在以、周恩来、朱德、为代表的中国人的领导下，江西再一次挺立潮头，开创了中国红色文化的新纪元，成为了中国革命、人民军队、共和国、工人运动等四大摇篮。
红色文化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波澜壮阔的历史赋予了安源、南昌、井冈山、瑞金等地一个个红色经典称号，不仅成为中国革命史恢宏“交响乐”中的动人“音符”，也造就了独具魅力的红色文化品牌。红色文化是江西近现代以来最具特色、最有代表性的文化之一。
20世纪以来，江西领红色文化之先，红色基因浸透在江西人的血液和江西的山水之中。全省从南至北，从东到西，一个个人名，一串串的足迹，记录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多个第一或者之最，见证着中国成长的光辉历程。江西也涌现出了方志敏等一批杰出的革命家，江西儿女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巨大牺牲和重大贡献。据史料统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西籍有名有姓的烈士近26万多人，占全国的六分之一。江西也是开国将军最多的省份。
红色文化作为植根于中华民族沃土的先进文化，是中国人政治理想、爱国情怀、价值观念和道德诉求的集中体现，不仅体现在当时当地，更重要的是可以影响到遥远的未来。江西红色文化品牌的兴起，不仅可以传播历史正能量，而且可以增强江西人民的自豪感，还能让外界更好地了解江西，从而有力地提升江西文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增强江西的文化软实力。江西红色文化以其资源的丰富性、内容的原创性、分布的广泛性和历史见证价值，正成为江西重要的文化品牌。
做好新闻发布工作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提升党和政府公信力，对于讲好江西故事、传播好江西声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伟大的时代，传递美妙的声音，传播感人的故事。我们需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来谋划和推进新闻发布工作。
合唱“好声音”。传播江西好声音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大合唱”“协奏曲”，需要落细落小落实，需要创新方式方法，增强吸引力、感染力、说服力。
做好政策解读，唱响“引领之音”。现在之所以有的政策执行效果不好，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缺乏及时权威的政策解读，致使党和政府的“好声音”传递不出去。这提醒我们，在出台重大方针政策、启动重大项目、开展重大活动时，应对相关信息发布和政策解读工作同步部署，让公众更好地知晓、理解、支持和监督党和政府工作。
围绕中心工作，唱响“发展之音”。要自觉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突出特色亮点，抓住有利时机，主动设置议题，利用新媒体新平台，向国内外介绍江西的发展变化，宣传江西的发展成果，唱响江西发展升级“最强音”。
宣传先进典型，唱响“示范之音”。近年来，江西省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典型人物，他们的事迹和精神成为“绿色崛起”的动力之源。作为新闻发布工作者，有责任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唱响先进典型的“示范之音”。
齐讲“好故事”。讲故事，是对外传播的最佳方式。讲故事就是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以确凿的事实说服人，以良好的形象打动人，以真挚的情感感染人，以信服的道理影响人。
要提高讲故事的能力。新闻发言人面对媒体，要更多地用生动的事实、典型的案例、翔实的数据说话，把想表达的观点寓于鲜活的故事之中，娓娓道来、可亲可信。比如，讲到反腐倡廉，就可以从汤显祖的《邯郸记》说起，主人公卢生贪欲过重的故事对于从政做人都有很好的警示作用。
要突出讲故事的重点。江西的故事千千万，要着重讲好“担当实干、兴赣富民”的改革发展故事，讲好“江西风景独好”的山水旅游故事，讲好“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历史文化故事，讲好“最美江西人”的故事，讲好江西打好三大攻坚战的故事。重点讲什么，要针对受众的兴趣和关注点来选择。比如，向西方国家推介江西，就可以从“CHINA”一词来源于江西景德镇瓷器来切入，向外省推介江西，可以从“走江湖”的故事讲起。这些都是讲好江西故事的丰富素材。
要学会设置议题。故事怎么讲，议题要多想。新闻发言人要通过有效的议题设置来引导舆论走向，不断“喂料”，让媒体有素材可写、有东西可报。
同把“时度效”。无论是正面发布、权威解读，还是突发事件应对、热点敏感问题引导，都要从时、度、效着力，体现时、度、效要求。
把握好“时”。一旦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必须第一时间介入、第一时间发布，确保先声夺人、首发定调。错过了这个最佳时机，就极有可能出现“真理还在穿鞋，谣言已跑遍世界”的被动局面。
把握好“度”。既不能把大事讲小，也不能把小事讲大。既不能讲得过多，因为言多有失；也不能讲得过少，否则众怒难平。关键要在追求时效的前提下讲已经知道的事实。
把握好“效”。发布的终极目的是要求得最佳效果。如果不掌握舆论传播规律，很多时候就会好心办坏事。要特别注重研判舆情，回应关切。
热点“不失语”。新闻发言人最大的悲哀是不发言。但一些地方还习惯“捂”“瞒”“堵”“删”，仍有失语失声的现象。
要把新闻发布和事件处置同步安排。突发事件发生后，要把新闻发布、舆论引导作为事件处置的重要任务之一，与事件处置同步进行，及时准确发布权威消息。长江“东方之星”客轮翻沉事件的新闻发布，就是一个成功案例。
要加大热点问题的新闻发布力度。加强舆情搜集研判，密切关注重大政策出台、重要活动举办、热点问题出现、敏感时间节点的舆论动向，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要针对经济形势、脱贫攻坚、环境治理、民生保障、反腐倡廉等方面热点难点问题，加强发布、增进了解、化解疑虑。要建立专家解读政策机制，学会借用专家权威进行政策解读。
要提升新闻发布的领导层级。越是受到关注的热点事件，参与发布的领导层级要越高。制定多层级领导干部新闻发布制度，规定什么情况下由什么层级的领导来发布，防止相关领导“不发声”“躲记者”，而一味把宣传部门推上前台。
新闻发言人能力水平如何，重大突发事件是最佳的“赛马场”；新闻发布工作做得怎么样，重大突发事件是最好的“试金石”。大家常说，新闻发言人难当、新闻发布工作难做，难就难在如何应对重大突发事件。但任何事情都有规律可循，掌握了规律、窍门，就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速度：第一时间，生死时速。传统媒体时代，讲“黄金24小时”；互联网时代，讲“黄金4小时”“黄金两小时”；微博微信自媒体时代，讲“黄金45分钟”“黄金半小时”，越来越快、越快越好。发声越早，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就掌握在自己手里；发声越晚，“小道消息满天飞”，流言四起，事件处置、舆论引导就会陷入被动。因此，一旦发生重大突发事件，要提前制定好新闻发布工作预案，什么时间节点发布什么内容，事先都要设计好，确保第一时间向媒体“简明扼要地介绍经过核实的有关情况”，绝不能左等右等，丧失舆论引导的最佳时机。当然，在“抢速度”的时候，也不要喋喋不休地纠缠于详细过程，更不可对未经确认的具体细节进行猜测性解释。
态度：直面坦诚，主动发声。一旦发生重大突发事件，特别是公共安全事故，媒体和公众除了关注事故真相外，最看重的就是官方的态度，而新闻发言人代表的就是官方的态度。必须明白两个道理：一是死者大于生者，群众大于领导；二是该切割就得切割，该表态就得表态，绝不能含糊其辞、偏袒护短。这个时候，需要的是担当胸怀、将心比心，有失误就要承认失误，该道歉就得道歉，该扛的责任就要义无反顾地扛起来。唯有真情相待，直面坦诚，才能赢得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事实：速报事实，慎说原因。传统思维有三个误区。误区一：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政府应该先查明情况并妥善处理之后，再向媒体和公众发布，以免造成社会恐慌；误区二：情况还没有完全弄清楚，没法向媒体交待，所以要先“压一压”；误区三：稳定压倒一切，在所谓的大局观、政绩观影响下，不能让单一事件给自己“抹黑”。然而，事实一再证明，如果有关部门“沉默是金”“讳莫如深”，信息不能及时公开，公众和媒体将从其他渠道挖掘被扭曲的信息，造成对相关部门的不信任，以致很难开展善后处置工作。所以，必须摒弃传统思维，扔掉“捂盖子”的幻想。著名的“塔西陀效应”套用到新闻发布工作就是，当地方政府或部门对负面事件保持沉默时，公众就会作最坏的联想：“不说等于有鬼，沉默等于默认。”最终结果必定是：“你不披露，就会被揭露；你不说话，就会被绑架；你不伤筋，就会要动骨。”面对突发事件时，要“速报事实，慎说原因”。就是说，要向媒体和公众发布已经掌握的核心事实，至于原因，则应慎之又慎，切不可信口开河，以免引发舆情的“次生灾害”。因为，每一个重大突发事件之后，原因都是多方面的，需要经过深入调查，而调查一定是需要时间的。一旦草率定性，很可能陷自身于被动。
速报事实，一是要有“抢”的意识。首发权至关重要，时间越快越好，最好控制在半小时以内。抢先发布，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就掌握在自己手里，否则，主动权“旁落”，就会被谣言所支配。
二是要有“核”的程序。“谨慎确定，反复推敲。”发布的一定是要经过核实了的事实，一定要经得起检验和推敲，绝不能“道听途说”。
三是要有“快”的机制。要在建立事件处置机构的同时，建立临时新闻中心，由现场总指挥直接授权，防止因层层汇报，贻误最佳发布时机。
四是要有“好”的人选。现在，很多地方发生重大突发事件后，一些地方和部门领导往往“躲”在幕后，而被迫推上前台的同志又因不熟悉情况，无法圆满完成任务。应由宣传部门搭建平台，由官方指派最熟悉情况而又有一定领导身份的同志“亲自发布”，这样才有可能取得“解渴”“解围”“解困”的引导效果。
亮点：寻求突破，化危为机。“危机”既是危险，又是机遇，辩证统一。如何“化危为机”，实现舆论引导的“由负转正”，就在于合情合理、不留痕迹地挖掘负面事件中的“正面亮点”。宜春“夺刀少年”这个正面典型的推出，就属于这一类。本来，客运班车上发生刑事案件，并非好事。但两个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柳艳兵、易政勇挺身而出，制服歹徒。找到了这样一个“亮点”，新闻报道再持续跟进，最终面向全国推出了一个“感动中国”的先进典型。如果实在找不到“正面亮点”，就要快刀斩乱麻。“青岛大虾”事件、“哈尔滨天价鱼”事件一再告诫我们，发生负面事件不可怕，怕就怕处理不当，引发舆论轰炸。
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沉着应对，化解尴尬，需要高超的技巧和扎实的业务本领。
学会“三个谨防”。谨防官话套话，多“说人话”；谨防敏感字眼，客观陈述事实；谨防仓促上阵，不打无准备之仗。
学会屈尊策略。切忌高高在上、盛气凌人，要放下架子，放低身段，坦率诚实，敢于以“瑕”示人、以“错”示人，不刻意回避矛盾、粉饰缺点。
学会隐喻策略。寓理于事，将自己的倾向、立场和主张蕴含在具体事象之中，善用事实“说话”。
学会他说策略。借用专家学者、第三方、“意见领袖”等权威人士之口，说自己想说的“话”，就能大大增强舆论引导的公信力。
学会抢先策略。抢占先机，先声夺人，首发定调，掌握主动，进而影响舆论走势。
学会把握细节。反复推敲核心事实；提前预测记者提问；精心准备临场回答；永远不说无可奉告。
学会使用桥梁用语。巧妙地从记者设计的问题中跳出来，并转移到介绍自己希望发布的核心事实上来。比如，遇到挑衅或与事实不符的提问，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不，情况并不是你说的那样（表态），请允许我解释一下（桥梁语）（核心信息）”。
要讲政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确保新闻发布工作始终与党和人民同心同向、同步同频。
要懂业务。说的每一句话、答的每一个问，都要经得起推敲和检验。既要精准把握政策，又要懂得新闻业务，还要尊重媒体、善待记者。
要知情况。熟悉综合情况，拓展知识宽度，掌握现场情况，避免出现“书到用少方恨少，问到急处无话说”的窘境。
要会说话。真诚坦率，理性平和，简明朴实，让人愿听、想听、爱听，记得住、传得开。
要敢担当。履职尽责，掌握主动，无私无畏。当然，新闻发言人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要完善相关制度，搭好发布平台，为新闻发言人做好工作创造良好条件、提供有力保障。
婺源，是我下乡调研去过较多的地方，对于婺源，我是百看不厌，每次调研都有新的收获、新的惊喜。“中国最美乡村”的迷人气质是日新月异的，她的青山绿水、粉墙黛瓦，小桥流水、雕梁画栋总是与时代同步，散发着迷人的芳香。
2018年是朱子诞辰888周年，全世界研究朱子理学的专家学者、朱子后裔都格外关注。作为朱子故里，婺源发扬“主人翁”精神，倾力弘扬朱子文化，这既是书乡婺源的行动自觉，也是朱子故里的文化自信。金秋时节，我再次来到婺源，参加婺源纪念朱子诞辰888周年系列文化旅游活动，聆听朱子的声音、探寻朱子的足迹，对一代大儒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如果说，青山环绕、绿水荡漾，梯田花海、漫山红叶是“美丽乡村”无可替代的“颜值”；那么，“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则是融入“梦里老家”血液里的“基因”，是婺源厚重底蕴、文化自信的生动体现。
婺源是朱子故里，其祖先世居徽州婺源（今属江西），朱熹先生多次强调他是婺源人。朱子理学崇儒重道，是婺源人恪守不变的传统。数百年来，朱子理学思想在婺源世代相传，留下了许许多多的文化景观，涌现出了诸多理学名家，奠定了婺源丰厚的人文色彩。自宋至清，全县考取进士552人，仕宦文人学士著作3100多部，其中172部进入《四库全书》，7位名人入选《辞海》，书乡婺源文星璀璨、辉耀中华。
“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南宋淳熙五年（1269年），宋度宗诏赐婺源为“文公阙里”，和“孔子阙里”并列，由此婺源被誉为“江南曲阜”，确立了北有孔子、南有朱子，泰山和武夷山双峰并列的格局。这是书乡婺源的至高荣耀，是婺源独一无二的文化品牌。2018年9月21日晚，在以砚台为舞台、青山为背景、月亮为点缀的梦里老家露天剧场，一场《阙里金秋》大型演出闪亮登场。乡贤篇、乡风篇、乡乐篇等精彩表演，用“声、光、电”等现代技术，将朱子与婺源的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全球首家朱子学数据库上线、《朱熹书法全集》面世、徽剧大戏《朱子还乡》发布一道道丰富的“文化大餐”无不展现出婺源人对复兴阙里荣光的孜孜追求。
这个金秋，对于婺源而言，不单是农业的丰收，更是文化的丰产，城乡处处再次掀起了“朱子热”：不用说家家晒朱子家训、处处办朱子讲堂、人人吟朱子诗词；也不用说朱子中学揭牌、朱子文化讲座单是走一趟“朱子研学之路”，就让人梦回千年，不知今夕何夕。
相对于观看演出，享受“视觉盛宴”，我更愿追随朱子的脚步，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感受“心灵体验”。
婺源的朱子遗迹，主要以老县城为中心，文公庙、虹井、廉泉、熹园、朱子一世祖墓、文公山等文化景观，为婺源千年古城增添了厚重的“文化卖点”。虹井位于朱家故宅，虽然青石井沿被打水绳索摩擦得“体无完肤”，但是朱熹先生父亲朱松题写的井铭“道寓斯人，如水在地；汲之益深，有味外味”依旧保存完好。朱子曾两次回婺源，他走过的文公山等，更是不可多得的天然美景。
南宋绍兴二十年（1150年）春，朱熹先生第一次回婺源，一到婺源就寻访祭祀祖墓。当看到一世祖茶院公的坟墓破旧不堪时，朱熹先生心疼不已，并修葺了祖墓。在表弟程洵的陪同下，朱熹先生漫游到婺源县城东门旧城墙脚下，见泉水清冽，甘醇可口，遂挥笔在池边题写了“廉泉”二字。其时，已中进士两年即将步入仕途的朱熹，以“廉泉让水”的历史典故，来表达自己清廉谨慎的心志。第一次返乡，朱熹先生还在同乡好友施伯州的陪同下，游览了婺源北部的灵岩洞。当逛到琼芝洞时，朱熹先生诗性大发，在石壁上铭刻下迷恋故土的胸臆。时至今日，虽然部分内容已毁，但“吴徽朱熹”依然清晰可见。
阔别故乡26年后，朱熹先生于南宋淳熙三年（1176年）再次回婺源省亲扫墓。第二次回婺源，朱熹先生踏上九老芙蓉尖（后称文公山）扫墓，在四世祖朱惟甫妻程氏豆蔻娘墓地周围，依八卦方位种植了24棵杉树，寓“二十四孝”之意。朱熹受婺源县令张汉邀请为县学师生讲学，为县学藏书阁题写《徽州婺源县学藏书阁记》，还将自己所著的书籍赠送县学。期间，朱熹先生与同乡交往甚欢，并为同乡题赠不少匾额、诗句，留下了千古佳话。
“行万里路阅婺里山水，读千年书沐朱子遗风。”这次，我有幸在婺源慕名拜谒文公庙、参观虹井、游览廉泉、品味熹园，到朱子祖墓缅怀，踏上文公山瞻仰足之所至，情之所生。踏上“朱子研学之路”，与一代大儒亲密接触，一种文化自豪之感油然而生。聆听朱子文化，“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朱子的学术体系“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特别是，他合刊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称为《四书章句集注》。元代以后，《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考试教科书，确立了朱子在中国教育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在即将迈入21世纪时，全世界很多人总结过去1000年里最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代表人物，提到了五个人，其中就有朱熹。朱熹之于婺源，为徽州古邑名人文化、理学文化、廉政文化、书院文化、文章节义文化等写下了无与伦比的一笔，为后人弘扬生态文明、引领研学旅游等方面开创了一片天地。
20世纪80年代后期，著名历史学家蔡尚思提出“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武夷山位于江西与福建西北部两省交界处，朱熹从十几岁起就居住在武夷山下。在蔡尚思看来，泰山与武夷山就是中国古文化的两大高峰和主要标志；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学上影响最大的，前推孔子，后推朱子。如果说，整个中国文化史上有两个集大成的人物，那么第一个是孔子，第二个就是朱子。
婺源，因朱子而骄傲；江西，因朱子而自豪。令人欣慰的是，婺源人并没有因朱子而沾沾自喜、故步自封，而是奋发进取，努力保护绿水青山，深入挖掘历史文化，将朱子故乡打造成为海外游子的梦里老家，中国最美乡村。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自信是一切自信的基础。离开了文化，“中国最美乡村”就失去了支撑；有了朱子文化，“中国最美乡村”更加生动传神，为“江西风景独好”点睛。我们纪念朱子诞辰888周年，就要在重温朱子其人其学的基础上，进一步传承弘扬朱子文化，将朱子“存天理、道问学、尊经典、贵持敬、重官道、明家训”等优秀思想发扬光大。
进入新时代，为更好满足群众对朱子文化的需求，就要搭建好一批载体，让人们去感受“生活化”的朱子，让朱子文化可看可读、可亲可敬，让朱子文化浸润人心、陶冶情操。当前，婺源紧锣密鼓开展朱子文化品牌建设系列活动：实施朱子文化“六进”（进机关、进学校、进社区、进乡村、进景区、进企业）工程；启动朱子家训、朱子祭祀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把朱子经典诗词谱写成适合各阶层特别是儿童传唱的歌曲；推进徽剧大戏《朱子还乡》排演工作；鼓励创作以朱子文化为背景，以朱子事迹为题材的文学、电视、电影作品等，进一步擦亮“朱子故里”“文公阙里”品牌。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为了聆听朱子、铭记朱子、感恩朱子，婺源实施了“一街、一园、一景、一院、一所、一刊”等朱子文化传播工程，城乡随处可见朱子雕像，以朱子命名的学校、道路、桥梁等，处处尽吹朱子文化新风。在朱子故里，一口古井、一处残垣、一座石桥都有一个故事、一段传说、一页文章，朱子文化就像空气一样融入百姓生活，它与徽文化和谐共生、融为一体，不奇崛、不突兀，润物无声、谦逊低调。
在发展全域旅游过程中，朱子文化大有文章可做。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文化与旅游相生共兴、相辅相成。中外许多地方旅游发展的经验表明，旅游与文化融合程度越高，旅游产品就越精粹，旅游吸引力就越强，旅游经济就越发达。依托“朱子故里”“文公阙里”品牌，婺源可以做好“朱子文化+旅游”文章。以举办纪念朱子诞辰888周年系列文化旅游活动为契机，通过“提炼一句主题口号、打造一台演艺节目、出版一套文化丛书、推出一条文化线路”等，塑造朱子文化旅游品牌，将极具吸引力、感染力的朱子文化特质展现出来，做好“媒体的嘴、名人的笔、网络的传播、百姓的口碑”等宣传推介文章，使之在消费群体中形成“第一印象”，进而成为游客出行的“第一选择”。
当下，随着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不断增长，文化日益成为支配旅游活动的精神支柱和旅游经济的重要引领。以文化为内容、以旅游为平台的文化旅游产业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婺源走好“朱子文化+旅游”之路，定能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文旅融合成功经验，为建设“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贡献更大力量。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行走婺源，但见“十户之村、不废诵读”；但闻“诗书不可不读，礼义不可不知。子孙不可不教，童仆不可不恤。斯文不可不敬，患难不可不扶”的《朱子家训》朗朗诵读声，让我们解读到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婺源方案”。
“美丽乡村绣新景，梦里老家织蓝图。”新时代，勤劳智慧的婺源人民以2967平方公里的土地为纸，以传承千年的朱子文化为笔，定能书写朱子故里锦绣华章，绘就文公阙里美丽画卷。
2000年前张骞出使西域，600年前郑和下西洋，通过陆上和海上两条丝绸之路，把中国的丝绸、茶叶和瓷器等产品输往沿途各国，带去了中华古国的文明和友好，赢得了各国人民的赞誉。当前，国家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为茶产业发展、茶文化传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江西作为重点产茶区和“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要顺时应势，加强茶文化研究与交流，促进茶产业转型升级。
在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江西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江西的陶瓷和茶叶从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世界正是从江西的陶瓷和茶叶认识中国。
江西的瓷器、茶叶、中药、丝绸、夏布等商品，蜚声中外，曾经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贸易商品。吉州窑生产的兔毫盏、鹧鸪斑、玳瑁斑，自唐末至宋代都是茶人至爱；南丰白舍窑、景德镇窑生产的民用瓷由海上丝绸之路行销世界各地；河口出产的“河红”茶深为英国、荷兰人所喜爱，被奉为至尊名茶，誉为“茶中皇后”。
早在唐代，江西浮梁县已成为全国重要的茶叶交易集散市场，敦煌出土的《茶酒论》中有“浮梁歙州，万国来求”的记载，说明当时浮梁茶已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明清时期，江西铅山县河口镇作为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茶叶的集散中心和重要的外销茶加工中心，享有“万里茶路第一镇”的美誉；九江作为与福州、汉口并列的近代中国三大茶市之一，是“万里茶道”的重要节点城市，拥有茶行数百家，仅1862年通过九江关输出的茶叶就达19万担，占全国茶叶出口总量的12%。
自唐代中叶到清前期，运河长江赣江珠江这一水路一直是国内沟通南北的大动脉，在这条通道上，江西独占其四分之一，处在南北交通大动脉的中枢，成为内陆通向海外的著名“黄金水道”。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中贸易的大量货物，特别是全国各地的名茶，正是从这里源源不断走向世界各地。
江西茶文化界在宫廷茶文化、佛教茶文化、道教茶文化、贡茶文化以及文人雅士茶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累累硕果。要紧紧抓住“一带一路”这一复兴中华茶文化、提振茶产业的重大历史机遇，让茶和茶文化成为江西联结“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的桥梁和纽带。
1.深入研究各国茶文化历史。中国茶叶的发现和传播，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润滑剂，不仅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也影响了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甚至世界格局。如英国东印度公司为转变购买茶叶等商品带来的贸易逆差，向中国走私鸦片，引发了中英鸦片战争。英国授权东印度公司垄断北美茶叶等商品贸易，引发了“波士顿倾茶事件”，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导火索。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戴维斯认为“茶对过去一百年英国人们的生活习惯，有革命性的重大意义”。无独有偶，2006年英国BBC网站对“英国的国家象征”进行票选，“茶”以35.03%的得票率在12个选项中高居榜首。由此可见，茶与茶文化是“一带一路”上许多国家的文化象征。因此，深入开展茶文化历史的学术研究，讲好茶和茶文化的故事，研究茶叶如何影响中国，研究茶文化如何成功地影响世界，可以不断提升茶文化乃至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亲和力和感召力，对于中华文化“走出去”、“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2.增进与各国茶文化交流。茶与茶文化是古今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商贸物资和文化力量之一。当茶叶传播到不同地区之后，与当地社会文化相结合，丰富了不同国家地区人们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生活，发展出新的茶文化形态，如韩国的茶礼，日本的茶道，英国的下午茶文化等。一方面要深入细致研究发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中国茶叶、茶文化的商业与文化交流历史，了解各国自身的茶文化的发展与内涵，研究各饮茶国家自身独特发展的茶文化艺术；另一方面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茶文化交流，通过联合举办主题研讨会、文化推介会、进行重大学术项目合作研究等形式，促进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之间的宗教、文化、民族等方面交流与融合，这对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立政治互信，增进文化认同，加强心理沟通具有重要意义。
3.提升中华茶文化引领力。茶兼有物质性与文化性两大特性，既是享誉世界的文明象征，又是东方生命伦理和生态哲学的集中体现，还是中国一个能见度很高的国际话语体系。中国茶之花色、形状、香气、汤色、口味、器用审美等，反映与展示了中国茶文化的特质，融合了儒释道文化的哲学思想，凝聚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诚信、友善、和谐”的优秀文化精髓，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凝聚力，是与“一带一路”国家互相交流与理解的一个不可多得的切入点。而我国茶叶品种众多、特性各异的特征，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茶道茶艺，正可以在追求个性与独特体验的后工业化时代中，彰显独特风采，在当今世界茶叶工业化标准为主导的秩序中，助力中国茶业、茶文化取得话语权，大力提升中国茶叶、茶文化的整体国际知名度和文化引领力，唤醒“一带一路”沿途的历史记忆，从而增强中国茶叶、茶文化在国际茶叶贸易、国际文化交往中的话语权和定义权。
浙江依托杭州西湖独一无二的人文品牌，把龙井茶打造成了“中国绿茶第一品牌”、著名的国际茶叶品牌和高含金量的“浙江名片”。茶都安溪依托铁观音品牌优势推出了休闲度假、古迹旅游、茶都观光和铁观音发源地探幽等四条黄金旅游线路，聚集了很高的人气，打造了著名的茶文化旅游品牌。江西茶产业要在竞争中取胜，必须打造出自己的品牌，赢得先机。
1.打造江西名茶品牌。江西茶叶，自唐以来，久负盛名，素有“唐载茶经，宋称绝品，明清入贡，中外驰名”、“茶盖中华，价甲天下”之美誉。但江西茶叶品牌多而杂，目前全省仍有茶叶品牌700多个，有的一个县就有50多个牌子，没有一个能与龙井、碧螺春、铁观音、大红袍、金骏眉等齐名的茶叶品牌，缺乏市场核心竞争力。为改变全省茶业“小、杂、弱”的现状，打造出在全国乃至世界叫得响的茶叶品牌，省政府每年出资1个亿，集中宣传庐山云雾茶、狗牯脑茶、婺源绿茶、浮梁茶、宁红茶（即“四绿一红”）品牌，推出江西的茶叶品牌“国家队”。这五个品牌在历史上都名噪一时，狗牯脑两获世界金奖；婺源绿茶在宋代即被列为全国六种名茶“绝品”之一；庐山云雾被评为全国十大名茶之一；浮梁茶有“茶中茅台”之美誉；宁红茶被俄国皇太子点赞“茶盖中华”。我们要牢固树立品牌意识，加大对品牌文化内涵的挖掘，不断注入品牌的历史文化底蕴，加大品牌整合力度，倾力打造品牌优势、增强品牌实力、激发品牌活力、提升品牌形象，从而让茶叶成为江西面向“一带一路”的一张闪亮名片。
2.打造茶文化旅游品牌。江西茶文化的优势在于历史悠久、茶俗独特，茶文化旅游要在乡村茶俗、民族风情、乡土文化等方面做好文章，提炼鲜明的茶文化旅游体验主题，树立文化品牌，构建多元化茶文化旅游格局。精心打造茶文化旅游品牌，推出“茶文化美食”、“茶艺茶道表演”、“茶文化体验”、“文化专题游”等茶旅一体化的旅游产品；要与江西红色摇篮、绿色家园、古色厚土有机结合起来，精心设计茶旅游线路，以茶产业联动旅游业，以旅游业带动茶产业，将江西打造成茶文化特色鲜明的国际旅游目的地。
3.打造茶产品品牌。由于历史原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消费习俗和市场需求趋势与我国有很大的不同。英国人下午茶喜爱现煮的红茶，并放糖和冷牛奶；美国茶文化受“速度”、“效率”的文化基因影响，常喝乌龙、绿茶等罐装冷饮茶；法国的饮茶文化从皇室贵族普及至民间，爱饮绿茶、红茶、花茶；俄罗斯人喜爱喝加方糖与柠檬片的红茶；泰国、北非因气候炎热，非常盛行冰红茶、薄荷茶；印度、斯里兰卡爱喝红茶和加香料的调味茶等。我们一方面要适应各地消费者的口味、文化特色和茶饮习惯，推出各种原料茶、袋泡茶、茶饮料，以及添加了香料、花瓣、香辛料的拼配红茶，不断丰富茶产品的种类；另一方面要借助茶文化交流，推动江西省名优茶、精品茶器具走出去，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消费者对这些价值高、文化含量高的茶产品产生文化认同，从而不断提升茶产品品牌知名度和竞争力。
目前，“一带一路”涵盖全球44亿人口，该区域又是全球最重要的茶叶生产和消费地区，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潜力和红利。因此，我国各重点产茶省市正在抢抓机遇，积极部署，迎接新一轮开放发展机遇期的到来。江西一定要认真研究当前国际茶市场需求，积极推动茶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1.大力发展生态有机茶园。据国际茶叶委员会统计，世界茶叶出口总量182.5万吨，中国出口量为30.1万吨，仅占世界出口量的16.5%。茶叶出口总量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发达国家设置了重重的绿色贸易壁垒。而江西省在生态有机茶园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经验。如婺源县目前有5.6万亩茶园通过欧盟有机茶园认证，连续10多年突破欧盟贸易壁垒，销往美国、英国、德国、韩国等20多个国家，占据欧盟市场50%以上的份额。我们要充分发挥江西生态环境良好、土壤气候适宜等优势，按照“生态化、良种化、规范化”的要求，制定有机茶园建设标准，出台扶持政策，助推进全省有机茶业快速发展、转型升级，不断扩大江西省有机茶在世界所占市场份额。
2.大力发展茶叶深加工业。茶叶深加工是延长茶产业链，促进茶产业提质增效的重要举措。目前，浙江、福建等省的茶叶企业纷纷在深加工上做文章，如世界最大的红茶供应商印度塔塔茶叶有限公司和全球最大的绿茶供应商浙江省茶叶集团有限公司在安吉建成了我国规模最大、产品档次最高、生产技术最先进的茶叶深加工项目，形成2000吨茶叶萃取物的产能，消耗干茶原料3万吨。这是高技术含量的茶叶深加工产品在国内首次大规模生产，速溶茶、茶多酚、儿茶素、茶浓缩物等产品目前已经开始出口欧美、日本等产地。江西省企业应把开发茶叶精深加工产品作为茶产业转型升级的突破口，提高附加值，争取形成红茶、花茶初级加工，袋泡茶、茶饮料提升产品档次加工，速溶茶、茶多酚深加工等多种加工形式共存的格局。
3.大力发展茶叶销售平台。近年来，全球茶叶产量保持高速增长；中国茶叶各项生产指标也达历史最高点，保持了20年的增产增收记录。茶叶产量的持续走高加剧了全球供过于求的矛盾。在此背景下，江西茶企应抓住产业转型升级及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大好时机，放宽眼界，立足国内市场，瞄准国际市场，完善营销体系，构建多元营销渠道。要实施赣茶“走出去”，组织茶企走向全国乃至国际参加展销会，展示、推介、宣传企业和产品，提升影响力和竞争力。要重点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主销市场和一般市场、传统市场和新兴市场的不同消费需求，深度合作，建立深度加工和特色营销网点，在合作互利共赢的基础上扩大中国茶的市场份额。要积极实施“互联网+”，借助国家支持发展农业电商的机遇，在国内外电商主流平台营销茶产品，不断拓展出口贸易途径，形成线上线下互动格局。
当前，共同推动东西方茶文化交流和茶产业合作，已成为各主要产茶省市的共识。江西一定要把握历史机遇，促进中华茶文化传承，推动茶产业走出去，加快茶产业发展升级，为万里茶路再现新辉煌做出贡献。
全民阅读是继“阅读危机”成为全球性的文化现象后，世界各国先后推广的提升全民阅读能力与水平的阅读运动。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建设阅读社会”的目标，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每年的4月23日定为“世界图书与版权日”，呼吁各成员国的学校、图书馆、出版社，举办各种活动以唤起世人重拾阅读的兴趣。1997年美国政府掀起“阅读挑战行动”，2006年葡萄牙推出“国家阅读计划”，2012年俄罗斯制定《民族阅读大纲》。2018年中国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倡导全民阅读，建设学习型社会”。由此可见，全民阅读活动正越来越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和推广。
1.正确认识优秀读物。人类几千年的文字文明史中，曾经出现过的书籍称得上是恒河沙数，但真正的优秀读物，可谓是凤毛麟角。这其中的名著和经典，作为各民族文字表达的典范之作，其影响潜移默化地沉淀在个人的行为举止中，成为一个人思想中最深沉的基质，塑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注释着时代的精神风尚。这些理所当然是优秀读物，并一直为读者所推崇。当然，优秀读物不仅局限于名著和经典，还有很多畅销书等，不仅仅是纸质书，还包括数字作品。这其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是，离不开共同特点，就是都要有思想内涵，体现正确的价值观，传承先进文化，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有助于开拓视野、增长知识、提高素质、陶冶情操。
2.以优秀读物促进全民阅读。全民阅读活动能否取得实效，全社会阅读风气能否形成并持续发展，最根本的前提条件是有没有能吸引人们去阅读的优秀文化产品。高质量、高文化价值的读物，人们自然会竞相购买、一睹为快，“洛阳纸贵”就是讲的这个道理。一方面，全民阅读活动能够有效促进优秀文化产品的生产，另一方面，优秀读物才是带动全民阅读的根本条件。全民阅读活动对阅读产品的生产提出了更高要求，新闻出版部门要增强主动性、自觉性、紧迫感和责任感，努力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问渠那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没有好的读物，全民阅读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3.阅读优秀读物的目的。优秀读物的意义在于它提供的信息，更加接近“知识”，而非一般意义上的信息，更不是所谓大众追逐的娱乐。通过阅读优秀读物接受知识的过程，通常正是对人们思维方式和对世界把握方式的训练，是思想的形成过程。这种不可替代的思维训练才可能帮助人们思考和形成大智慧。这也是推广全民阅读活动的目的所在。
1.充分认识传统阅读的重要性。阅读可以丰富一个人的有限人生,可以涵养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可以铸就一个国家的文化根基。传统阅读与人才成长息息相关。人才成长的途径，通常被概括为三句话：第一，读万卷书；第二，行万里路；第三，交四方友。这三句话是根据我们几千年历史总结出来的经验，统一在阅读之中，缺一不可。“读万卷书”，就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阅读，把读书看作是“立身”之本。“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万卷始通神”，阅读本身已经具有了某种文化传承的意义。“行万里路”，就是通过实践获取知识，检验阅读成果，补充我们阅读中的不足。这也是一个人在阅读与实践中不断提高的过程。很多人都是在行万里路的过程中，找到了真实而直观的知识点，校正了前人书籍中的不足，写出了新文章，供他人阅读学习。“交四方友”，实际上是阅读的延续。结交饱读诗书的朋友，“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他人的知识也来源于阅读和实践，可以起到相互补充、相互借鉴、相互交流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人类文明薪火相传，一个最重要的途径就是阅读：阅读前人的文明成果，使文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切文化作品得以代代相传、连绵不绝，由此构成社会发展和文化创新的现实基础。
2.数字阅读正在改变人们的阅读习惯。现在每天约有数十亿信息单元的信息量向世界发送，并以每年20%-30%的递增率发展。数字阅读正凭借难以估量的速度迅速进入每一个人的生活，它不仅创造了新的阅读方式，改变着传统的阅读习惯，同时，也深刻影响着图书的创作、编辑、出版等一系列环节。在此背景下，代表传统阅读方式的纸质书籍正受到巨大冲击。同时，日常习惯的数字阅读大多止步于提供信息，以浅阅读和快阅读居多，而较少涉及层次更高的知识、思想和理论，缺乏深层次思考。
3.全面应对“阅读危机”。“阅读危机”主要表现在国民阅读率的降低、文学阅读比率下降、人均购买书刊数量和阅读时间减少。“阅读危机”，其实是一种“功利危机”。这种“功利性”，除了指读书的“工具性”增强之外，还有一个极端表现，就是阅读的“消费主义”，视觉的冲击让我们的思考产生了惰性，不愿再花费精力去理解语句的内在逻辑和深层意蕴，而只在乎它能不能给自己带来快感。在移动互联网改变我们阅读行为，并直接引发“阅读危机”的时代，我们不应回避这一挑战，更应寻找数字阅读时代新技术给阅读带来的机会。数字阅读挑战着传统的阅读消费模式，但又催生着新的阅读消费文化。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时代的阅读新变革，善于从阅读变异的萌芽中找到产业发展的可能机会。多元化的手段，多介质的传媒，一切都为阅读推广提供了过去难以实现的可能性，为化解“阅读危机“提供了更多途径。博客、微博、微信，各种专业非专业网络，加上传统媒体，立体化推广阅读应该成为我们的基本准则。让阅读信息最为准确、有效地传递到读者目标，这是我们推广全民阅读的出发点。
科技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自然也改变了阅读方式。当我们进入移动互联时代时，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发现，陶醉于经典阅读的时代已然离我们远去，那些沉淀着历史文化精华的书籍，正在经受阅读方式改变带来的落寞和疏冷。浅阅读、碎片化阅读、实用式阅读，这些移动互联时代阅读方式的改变向传统阅读发出了挑战，也催生着阅读变革。但无论形式怎么改变，形态怎么多样，阅读的内在价值却并未受到颠覆。尽管阅读本身面临着冲击和挑战，但很难想象，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遗忘了阅读或者淘汰了阅读，这个民族思维会如何呆滞，思考会怎样萎缩。
总之，真正的阅读应当是线性的、连续的，带着生命的体温，它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思想深度和高度，对文化传承、国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实表明，传统阅读仍然拥有广泛的读者，它所提供的阅读舒适性仍是独一无二的。而大多数读者也依然对传统阅读有着强烈的适应性和习惯性。不可否认，数字阅读必将成为一种重要的、常见的阅读方式，但是，它的碎片化、娱乐化特征不能满足读者深度阅读的需求。所以，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之间不应当是非此即彼、你存我亡的关系。作为普通读者，应当充分认识并利用两者各自的优点为阅读服务，提升阅读的效率和质量，满足不同的阅读需求。
1.做好中长期工作规划。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党中央的要求，研究制定未来五到十年全民阅读活动的工作规划，明确基本内容、主要措施、目标任务、实施步骤等，增强工作的计划性、科学性、有效性。既要把全民阅读作为加强公共文化服务和提高公民科学文化素质的重要抓手，又要把全民阅读与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紧密结合起来，尤其要与实现“中国梦”教育紧密相连。
2.转变阅读观念。犹太人在哲学、金融、科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犹太人是最善于阅读的民族。犹太人对书的崇敬近乎宗教。每个人生下来就要在涂了一层蜂蜜的圣经上舔一下封面，让孩子知道书是甜的。而中华民族素有开卷有益、崇尚读书的优良传统。历史上，“悬梁刺股”、“囊萤映雪”、“凿壁借光”、“程门立雪”等刻苦读书的感人故事不胜枚举，都是激励我们用功读书的典范。将中外读书情形做一番比较，不免让人感慨：有时我们过于强调“苦学”而忽略了“乐学”，过于强调“正襟危坐”而忽略了“随性阅读”，过于强调读书的“功利性”而忽略了它的“功能性”。这就使得阅读难以融入到我们的血液中，难以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而过于浓烈的功利色彩亦极有可能将知识庸俗化，将读书引入歧途。推广全民阅读，就是要转变过去僵硬死板的阅读观念，带着快乐去阅读，培养阅读习惯、阅读乐趣、阅读风尚，让心灵俯就于经典，让人的灵魂与书的灵魂对话，积累底蕴、提振精神、修身明理、洞悉人生，滋养自己的精神世界，领悟时代使命。要带着问题去阅读，指导实践，解疑答惑。要带着记忆去阅读，通过科学的比较分析，进而领会不同时期的阅读成果，掌握阅读精髓。
3.要养成阅读习惯。人的一生是有限的，直接向别人学习的知识也是有限的，但是通过阅读间接向别人学习则是趋于无穷的。因此，阅读习惯就显得尤为重要。作为一种伴随深入思考的文化活动，阅读习惯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养成，需要有意识的培育才能实现。要在全社会营造“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的良好社会氛围,使全民阅读的理念深入人心，使热爱读书的习惯蔚然成风。要进一步整合促进全民阅读活动的社会动员机制，广泛开展读书征文比赛、优秀图书推荐、作品朗读会、图书捐赠等生动活泼的读书活动,使全民阅读工作开展得更加有声有色、卓有成效。要分层次为广大公众提供阅读指导。婴幼儿是奠定阅读习惯的基础阶段。要真正从娃娃抓起,像关心孩子身体成长一样关心孩子的精神发育,多让孩子接触图书,多陪孩子朗读图书,形成浓厚的家庭阅读氛围。
江西自古被称为文章节义之邦，会读书是江西人的精神标识。过去很多大户人家的门楣上都写着：“耕读为本”、“诗书持家”。从孔子弟子澹台灭明游学南昌，结草为堂，授徒讲学，此后江西书院蓬勃兴起，读书蔚然成风。洪迈在《容斋随笔》中的记载：饶州“为父兄者，以其子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明代吉州“序塾相望，弦诵相闻”，“人无贵贱，无不读书”，以至“三尺童子，稍知文章”。江西悠久的读书之风，众多才子灿若繁星，造就了陶渊明、欧阳修、朱熹、汤显祖、胡先骕、陈寅恪等一大批读书榜样，留下了一大批经典名著，如解缙编纂的《永乐大典》、宋应星所作的《天工开物》等。这些优良传统，为我们今天的阅读留下了宝贵财富。
古人云：“布衣暖，菜根香，诗书滋味长”。阅读是有味道的，而且味道各不相同，我们该去慢慢地咀嚼，细细地品味，让那淡淡的香甜流进我们的口角，流进我们的心田。让我们行动起来，推广全民阅读活动，复兴江西阅读在全国领先位置，让书香飘满赣鄱大地，让阅读筑就中国梦！
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不仅名家大师辈出，而且其稻作文化、书院文化、陶瓷文化、宗教文化、药业文化、矿冶文化、建筑文化、茶叶文化、风水文化等，都富有鲜明特色。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作出了重大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
教育兴盛，人才辈出。“江右书院甲天下”，江西是古代书院的起源地，唐代德安东佳书院和高安桂岩书院是中国设立最早的书院之一。宋代白鹿洞书院名列中国四大书院之首，华林书院延四方讲席，鹅湖书院首创学术自由争辩之风，白鹭洲书院以人才辈出、延续办学800年而著称。江西的书院无论是数量、质量，还是规模、影响，均列全国前茅，约1000余所，迄今保存较完整的仍有85所。学校的兴盛推动科举的发达。自唐至清，江西考中进士1.05万人，占全国10.67%，其中状元48人。宋代多有一门数进士的情形，如王安石、曾巩、刘恕、孔文仲等一门三进士；洪迈一门四进士；婺源潘珏及子孙“一门九进士”；乐安流坑董氏家族一门同科五进士，时号“五桂”。明代常常是一科包揽一甲（状元、榜眼、探花），或是占据前十名的大多数。建文二年（1400）庚辰科一甲进士和永乐二年（1404）甲申科前七名进士均为吉安人，连续二科的三鼎甲均被吉安一府夺得，在中国科举史上空前绝后。自唐至清，江西人任宰相28位、副宰相62位，二十四史立传者500余人。明代有“朝士半江西”的说法，从解缙、胡广、杨士奇到费宏、夏言、赵汝愚、严嵩，出任宰辅者达18人。
文章节义，相映生辉。江西素称“文章节义之邦”。“文章”指多著名文人，拥有开创文体及流派的文学大家和齐整的文学家阵容；“节义”指多刚正义烈之士。以诗而言，陶渊明开创田园诗派；黄庭坚创立江西诗派；杨万里创造诚斋诗体；王安石创半山体；“元诗四大家”，江西虞集、范梈、揭傒斯占其三。以词而言，《全宋词》收录江西词家174人，占全书作者12%；“宋词四大开祖”，晏殊、晏几道父子居其二，晏殊更有“北宋倚声家初祖”之誉；姜夔创立格律词派，或称骚雅词派，与辛弃疾豪放派齐名。辛弃疾南渡，客居上饶二十余载，80%的词创作于此。以文而言，唐宋八大家江西有三家，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刘攽、刘恕协助司马光撰修《资治通鉴》，任副主编；魏禧为清初“散文三大家”之一。以节义论，南宋洪皓出使金国，被拘十五年，不忘故土，被称“宋之苏武”。宋末元初，江万里全家投“止水”拒降；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汉青”，以身殉国；谢枋得一门忠烈，毁家纾难，谥号“文节”。明清之际八大山人朱耷、易堂九子、髻山七隐、程山七子等隐居避世。唐宋时期德安“义门陈”创造了3900余口、历15代、330余年聚族而居，同饮共食，和谐共处不分家的世界家族史奇观，成为全国义聚楷模。文章与节义并重是江西士人遵循的人生信条和追求目标。
艺术殿堂，独领风骚。江西素有“瓷国明珠”之誉，古窑址、古陶瓷遍及全省。景德镇瓷艺以“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蜚声四海，享有千年瓷都之誉。特别是为元、明、清三代专门烧制宫廷用瓷的御窑，与长城、故宫一样，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明初形成的“弋阳腔”是南戏高腔戏曲的源头，对京剧、川剧等40多种地方戏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明代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尤其是《牡丹亭》代表中国古典戏剧的最高水平，汤翁也由此与英国的莎士比亚合称为“并世双星”。清代蒋士铨称乾隆间第一曲家。江西是历史上著名产茶区，因盛产茶叶在清中期逐渐形成的采茶戏，乡土气息浓郁。民歌种类丰富，有号子、渔歌、山歌、小调、灯歌等，以兴国山歌最为著名。音乐英才辈出，从神话传说中居住在南昌近郊洪崖丹井的音乐创始人、黄帝音乐大臣伶伦，到唐代永新县的大唐歌妃许合子，多独领风骚。宋以后，江西更成为全国音乐发展中心，姜夔、周德清、燕公楠、朱权、魏良辅等的音乐理论被音乐界视为“圣典”。江永所著《古韵标准》定古韵为十三部，为音韵学作出重要贡献。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是“中国国音之鼻祖”，成为当代推广普通话的基础。舞蹈有“中国古代舞蹈活化石”之称的傩舞，南丰、萍乡、万载、婺源傩舞尤为突出。绘画艺术多以开宗立派为己任，南唐董源、巨然首创宗画派。宋代扬无咎墨梅在绘画史上影响深远，开中国文人画之先河。明末清初朱耷为世界级绘画大师，“燃起了全世界中国艺术的圣火”。书法以黄庭坚为最，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
儒释道学，源远流长。春秋时期，孔子弟子澹台灭明进入江西，儒学随之传入。宋明时期，婺源朱熹上承程颐、程颢而集理学之大成，创造出完整的朱子理学体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思想家。金溪陆九渊是中国哲学史上有突出贡献的里程碑式的人物，成为理学另一支派--陆王心学的创始人。王阳明“知行合一”学术体系的形成和主要功业都发生在江西。由此可见，理学发源于江西，定型于江西，中国儒家思想的哲学化、体系化在江西最后完成。这是中国思想史上极有影响的大事，对中华民族性格、思维模式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江西是中国佛教文化的一大中心，历史上有“求官到长安，求佛到江西”的说法。佛教净土宗始于晋代庐山东林寺高僧慧远。对唐代以后佛教影响很大的南禅，主要根据地在江西。禅宗五家七宗之中，三家五宗源于江西。“走江湖”的“江”实指江西。不到江西，不能得禅宗之要。唐代“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马祖道一和百丈怀海推进了佛教中国化进程，解决了佛教发展史上的硬件和软件问题。道教则有汉代张道陵、张盛在鹰潭龙虎山开创天师道，为传统道教主要支派。葛玄在樟树阁皂山创道教灵宝派，灵宝派阁皂山、天师派龙虎山、上清派茅山并称为江南道教三大名山。晋代许逊（许真君）是净明道祖师、治水专家，百姓建万寿宫祭祀。现万寿宫遍布全国及东南亚，曾是江右商帮的主要落脚点，几乎成了江西象征。
科学技术，光耀华夏。从青铜器时代到现在，江西对铜的生产和使用，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瑞昌市铜岭铜矿矿冶遗址是中国发现的矿冶遗址中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大型铜矿遗址。新干大洋洲出土的青铜器表明，商周时期江西就有堪与中原媲美的青铜文明。北宋德兴张潜著《浸铜要略》，其后胆水浸铜技术大规模用于生产，成为冶金史和化学史上的一大发明。江西是世界农业发源地之一，万年县仙人洞、吊桶环遗址发现的距今1.2万年前的栽培水稻植硅石，成为世界上年代最早的水稻栽培稻遗存，表明江西人最早实现了水稻从野生到种植的转变，为人类解决吃饭问题进行了成功探索。元代广丰县尹王祯著《王祯农书》37卷，为我国古代“五大农书”之一，并收入《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樟树的药材生产最远可追溯到三国时期的葛玄炼丹。至明成化年间，逐渐成为全国药材贸易集散地，现已是名副其实的南国“药都”。海昏侯墓的惊天面世表明江西古代墓葬文化的发达。明代宋应星著《天工开物》，成为中国科学史的巨匠。从汉代开始，江西就是内地重要的造船基地，参与建造郑和下西洋的宝船。龙泉（今遂川）郭氏父女创龙泉码，为传统木材贸易作出重大贡献。明朝中叶，铅山成为江南手工业造纸中心。清代建昌（今永修）雷氏世代为皇家建筑设计师，“样式雷”发明了“烫样”，建造了圆明园、颐和园及众多的宫殿、皇陵，名扬中外。婺源齐彦槐为著名天文学家。明代鄱阳瓦屑坝百万大移民，“江西填湖广”，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江西历史上亦多术数名家，赣派风水奠基人杨筠松、赖布衣、廖均卿等，均是中国风水术大师，他们居住的兴国县三僚村被称为中国风水文化第一村，反映了赣人为学的多样性。
江西自古多有勇于创新、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人杰，江西之学确有开拓创新、务实求真之传统，这是江西历史文化中一笔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陶瓷是中国人的重大发明，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文明对世界的巨大贡献。早在欧洲人掌握瓷器制造技术一千多年前，中国人就已经制造出了精美的陶瓷。中国、陶瓷的英文都是“china”，就是因当年陶瓷销往海外，很多外国人不知道这种东西叫什么，只知道来自昌南（景德镇古代叫昌南镇），于是将这种器物叫做“china”。china成了瓷器的英文名字，单词的第一个字母大写China就成了中国的英文名称。
景德镇是闻名世界的千年瓷都，素以“汇天下良工之精华，集天下名窑之大成”，“匠从八方来，器成天下走”而著称。郭沫若诗曰：“中华向号瓷之国、瓷业高峰是此都”。景德镇以瓷业主撑一城，历千年而不衰，引举世之瞩目，迄今仍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陶瓷历史文化名城，拥有无与伦比的文化象征性与影响力。
景德镇生产陶瓷历史悠久。肇始于汉唐，崛起于宋元，鼎盛于明清，绵延至当代。
景德镇地区的制瓷业距今已有1700年历史。史料记载，“新平冶陶，始于汉世”。此时的瓷器“自身粗，体甚厚，釉色淡而糙”，“只供同俗粗用”，不远销。
唐代时，景德镇的瓷器已在国内有较大的影响。据志书记载“唐武德中，镇名陶玉者载瓷入关中，称为假玉器，且贡于朝，于是昌南镇瓷名天下。”
五代时的景德镇已具有相当的规模。主要产品有青瓷和白瓷，它们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早期较为成熟的瓷器。
北宋时期，真宗赵恒命昌南镇烧造御器，器底书“景德年制”款，因瓷器质地优良，皇帝赐名昌南镇为景德镇，沿用至今。宋室南迁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历史转折点，大量文人雅士、能工巧匠随之移居江南，景德镇由此融汇吸纳天下名窑之良工绝技，博采异地乃至异国文化之精华，兼收并蓄，锐意创新，与时俱进，强势崛起，超越了“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逐步获得在全国制瓷业的优势地位。
宋代以前景德镇都是以白瓷为主，没有什么装饰图案和绘画。在宋代，景德镇瓷器以轻巧、典雅、秀丽的影青瓷而著称于世。这种瓷器，胎质细腻、致密、洁白，釉层较厚，釉色莹润青翠，青中闪白，白中透青，近似玻璃透明状，为元、明、清景德镇瓷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元代是景德镇陶瓷的创新时期。景德镇成功烧造了青花瓷，开辟了由素瓷转向彩瓷的新时代。景德镇的制瓷工艺发生划时代的进步。由单一的瓷石到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提高了瓷器的烧成温度，减少了瓷器的变形率，增强了瓷器的硬度，提高了白度和透明度。朝廷在景德镇设立了专门烧造官府用瓷的全国唯一的瓷业行政管理机构“浮梁瓷局”，专门对景德镇制瓷业实行管理，成为延续了632年的中国皇家瓷厂的开端，为景德镇成为全国瓷业中心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洪武二年(1369年)朝廷在景德镇设御器厂，专门烧造宫廷、皇家用瓷，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改称为御窑厂，景德镇继续成为明清两朝皇家瓷厂所在地。御窑厂一枝独秀，成为烧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精湛的官办瓷厂。
明代，景德镇真正成为“天下窑器之所聚”之地。除了继承前代技术并加以发扬光大的重要烧造方面外，景德镇明代还消化和吸收了各大日益没落的著名窑场的优秀技艺并广采博收外来文化的精华，不拘一格，烧造出许多新的品种、新的装饰，真正是“开创了一代未有之奇”，造就了明代景德镇在全国制瓷业的中心地位。
清代前期的景德镇陶瓷无论是官窑还是民窑；无论是产品造型、装饰技法还是装饰题材、装饰风格，都达到了“参古之世，运以新意，佣诸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尤各极其胜”的极度繁荣境界，制瓷技术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景德镇瓷业在康雍乾时期达到巅峰。从乾隆中期开始，景德镇瓷业开始走下坡路，到晚清日趋衰落，道光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前，景德镇瓷业一直处于萧条状态。
民国时期“珠山八友”，其主要代表人物为王大凡、王琦、汪野亭、何许人、邓碧珊、刘雨岑、毕伯涛、程意亭等，以传统书画用笔技法，将诗、书、画、印融入陶瓷粉彩瓷画中，并改革粉彩工艺，出现落地新粉彩并成为当时陈设瓷的主流，胜极一时。新中国成立后，在原有的小作坊基础上重新组建成立了建国、人民、新华、宇宙、东风、艺术、光明、红星、红旗、为民等大型瓷厂，人们习惯性地称之为“十大瓷厂”。陶瓷产业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从过去皇家用瓷和工艺瓷生产，已发展成为日用瓷、工艺美术瓷、建筑瓷、卫生瓷、工业用瓷、电子陶瓷、特种陶瓷和高技术陶瓷等多门类的瓷业生产。改革开放以后，陶瓷生产步入一个崭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发明和创造了色釉彩、综合彩、现代陶艺、现代青花、釉中彩等不少新彩类、新形式、新技法以及新工艺、新材料，传统陶瓷艺术焕发青春。当代中国优秀的陶瓷艺术家大多都来到景德镇，他们为陶瓷艺术和陶瓷工艺贡献了毕竟生的精力。目前在世的陶瓷大师有王锡良（代表作：《黄山四千仞》粉彩瓷板画）、张松茂 （代表作：粉彩《三顾茅庐》瓷板）、刘远长（代表作：福寿富贵）等。
1.景德镇是世界瓷都。站在世界范围看，景德镇千年的制瓷历史、最高的制瓷水平、陶瓷产业的兴旺和陶瓷人才的汇聚，让她成为一座当之无愧的“世界瓷都”。
制瓷历史悠久。“景德镇千年窑火旺”，铸就了她深厚的文化底蕴，铸就了千年瓷都的历史地位。景德镇有冶陶史2000年，官窑史1000多年，御窑史600多年。景德镇是世界“高岭石”“高岭土”的发现地和命名地，从此两个地质术语名扬天下。
世界瓷艺高峰。景德镇代表了所处时代制瓷技术与工艺的最高水平，成就了世界陶瓷技艺的高峰。历史上主要陶瓷生产国和现在陶瓷大国都曾经借鉴和学习过她的制瓷工艺。自唐五代景德镇青瓷、白瓷达到相当水准后，一些伊斯兰国家首先开始模仿景德镇瓷器；其后东亚的朝鲜和日本，西亚、欧洲均走上学习景德镇制瓷技艺的漫漫长路。她生产的瓷器成为世人追捧的器物，历史上远销世界120多个国家，几乎走遍了世界每一个角落，据不完全估算，景德镇行销外洋的瓷器总数当在3亿件以上。如今，御窑厂不同时期生产的精美瓷器，被珍藏在世界各大博物馆，成为无价之宝。
陶瓷产业立市。景德镇以陶瓷立市、以陶瓷兴市、以陶瓷荣市，是唯一一个因陶瓷而繁荣千年的城市。据史载，宋代以来，景德镇即“村村窑火，户户陶埏”，整个的昌江两岸都是陶窑作坊，整个昌江里都是运送瓷器或制瓷原料的舟船。她是一座全城生产瓷器的城市，是中国乃至世界最早工业化的城市之一。
瓷业人才之都。古今中外，无数的制瓷人到景德镇来学习制瓷技艺，寻找自己的梦想，陶瓷文化弥漫在这座老城的每个角落，构成了瓷都独特、珍贵而完整的文化遗产体系。世界主要产瓷国的人们，都有到景德镇来学习制瓷技艺的经历。至今还有“景漂”的现象，有三万多“景漂”，其中有1200多名外国人，他们在景德镇寻找自己的梦想，实现了自己的生命价值。
2.景德镇陶瓷是中国符号。她已经成为世界认识中国文化的一个代表，是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认识中国的文化符号。
中国实力的象征。16世纪以前以中国为主导的海上陶瓷之路，打通了太平洋印度洋航线，建立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南亚和东北亚贸易区。16世纪以后以欧洲列强为主导的海上陶瓷之路，打通了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的全球航线，建立了完整的世界贸易圈。海上陶瓷之路是中国走上了世界经济强国之路，景德镇瓷器则充当了人类贸易史上第一件全球化商品的角色。亨利基辛格在《论中国》中说：“直至1820年，中国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仍大于30%，超过了西欧、东欧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
丝绸之路最主要的见证。丝绸、茶叶、瓷器，是中国通过丝绸之路向域外输出的三大主要商品。但是丝绸和茶叶都被消耗掉了，只有瓷器因为其材质的坚硬而大量保存下来，成为丝绸之路最主要的物证，是丝绸之路上的活化石。
中华文化传播的载体。通过“海上陶瓷之路”，中国瓷器连带着附于其上的文化，被“搬运”到世界各地，中国瓷器所到之地，就是中国文化传播影响所到之地。这些中国外销瓷，清晰地勾画出中国文化影响力的世界版图，哪里出现了中国瓷器，哪里中国文化就已然抵达。瓷器不仅以其物理属性的坚硬而获得了时间上的长久存在，更重要的是“中国瓷对世界史研究的最大价值，在于它反映了一项规模最为庞大的文化转型活动。”中国瓷器，其在“文化转型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超越了丝棉纺织品、茶叶、香料，而成为了核心角色。中国瓷器的输入改变了世界许多地方的生活方式、卫生习惯和文化礼仪。中国瓷器结束了东南亚、西亚国家用植物叶子作饮食用具的时代，丰富和提升了他们的饮食文化，使东南亚、西亚国家的饮食文化走向文明。中国瓷器进入欧洲之前，欧洲人的饮食文化和餐桌礼仪还是相对“简陋”的。当地普通人用粗陶或木制器皿作食器，上流社会往往采用金属器皿。当中国瓷器传入欧洲之后，欧洲纷纷改用中国瓷器，形成了全新的饮食方式，产生了“饮食革命”。
3.景德镇陶瓷是艺术瑰宝。千余年来，景德镇制瓷业集历代名窑之大成，汇各地技艺之精华，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手工制瓷工艺生产体系。在岁月的演进中，景德镇瓷器历久弥新，闪烁出诱人的光芒。
“白色的金子”。中国瓷器在唐代就外销到了红海、埃及，对当地的釉陶产生了影响。多数欧洲人要到16世纪末才知道中国瓷器。他们非常惊讶瓷器竟会比水晶还要美丽。中国瓷器那种不渗透性、洁白光滑、非常实用的美，以及相对于水晶器和银器的低廉价格，使它一现身欧洲，就赢得当地人民深深的喜爱。
尊贵的象征。在欧洲，景德镇瓷器，成为皇宫的珍品，成为上流社会珍爱的奇物，成为人们身份尊卑的象征。尤其在英国玛丽二世女王的影响下，17-18世纪的英国社会，从上到下都卷入中国瓷器热：贵族在家里建造瓷屋，皇室在宫廷建造瓷宫。此风席卷整个欧罗巴，在一些欧洲宫廷里面，纷纷造出所谓的“瓷屋”，摆设很多精美的中国瓷器（尤其是景德镇瓷器），在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他们的皇宫也都如此。1670年，法国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修建了一座瓷宫，重金收购景德镇生产的青花和五彩瓷；1717年，德国萨克森公国国王奥古斯都二世与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达成以600名御林军与对方交换127件中国瓷器的交易；1740-1786年在位的德国普鲁士王国腓特烈二世，在其无忧宫内陈列着以景德镇青花瓷为代表的各种中国瓷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需要经济、科技和军事等强大硬实力的支撑，更需要文化、思想和价值观等润物无声的软实力的积淀。国家富强要有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人民幸福必须具备文化精神生活的幸福。文化软实力不仅是中国梦内在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途径。没有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也不可能真正实现。作为文化重要构成的美术事业，必须切实担当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文化责任。
中国梦的提出，给了美术界一个很好的命题，其本身就是一种形象性和艺术性的审美工程，可以展示无限的空间和想象力。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梦，也是全体江西人的梦。广大美术工作者要充分运用多种美术形式，生动、艺术地诠释中国梦，努力创作出具有中国精神、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美术精品，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一是准确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引导、扶持广大美术工作者创作更多具有现实题材的美术作品，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人民泼墨挥毫，为时代描绘画卷，谱写江西美术事业新篇章。二是准确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积极推动美术的传承与创新，在发扬中国历史文化和传承江右文化的优秀精华，在吸收国内外最新成果的过程中彰显江西特色。
美术馆是政府举办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是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场所，是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阵地。我们不仅要让美术馆成为艺术家的殿堂，还要吸引广大群众走进文化设施，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为进一步推动全国美术馆的资源共享，更好地发挥美术馆服务社会的功能，近年来，我国美术馆免费开放工作全面推进，使国有美术收藏的社会效益得以充分实现，搭建起了美术馆与大众、艺术家与大众、艺术作品与大众、美术馆与社会的无障碍平台。美术馆的免费开放，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文化民生的高度重视，是一项顺应民心、合乎民意的文化惠民工程，应该说以国家财政支持来推动实现博物馆、美术馆的免费开放，这是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未能完全实现的一项文化惠民的重大举措。
江西省美术馆免费开放实施较早，截至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