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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岁的彭湃在日本读到一本书后投身革命两任妻子全部牺牲

发布日期:2022-01-21 08:17   来源:未知   阅读:

  1917年,一位年仅22岁、衣着考究的富家少爷东渡日本留学,在图书馆里夜以继日地苦苦读书,想要从书本中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书架上摆放着一本薄薄的册子,随意拿起来翻看几页后,立刻感觉神清气爽,宛若进入了光明灿烂的新世界。这本书,叫做《宣言》,这位年轻的富家子弟,是被称作“农动大王”、瞿秋白誉为“中国农动第一个战士”的早期领导人彭湃。

  彭湃出生于广东海丰县数一数二的大地主家庭,土地多到用“鸦飞不过的田产”来形容。家里总共男女老少不超过30人,却管辖着1500位农民,彭湃自己曾说过“平均一人就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

  尽管彭湃的母亲周凤是妾室出身,但在他出生时,笃信风水的祖父彭蕃从风水先生那里得知,这个孩子以后会是可塑之才。加之彭湃长相俊秀、天资聪慧,于是老爷子对这个孙儿宠爱有加,对周氏千叮咛万嘱咐,务必要把彭湃教育好。

  周凤出身贫苦,并没有因为嫁到富贵人家就改了勤俭朴素的本色。在彭家,尽管被老妈子丫鬟围绕着,她依然会干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在母亲的影响下,彭湃丝毫没有阔少爷的架子,并且很乐意同穷人家孩子交朋友。

  正因为对穷苦老百姓具有无尽的同情心,彭湃被家族视为“异类”。在他8岁那年,一群租户担着谷子进来交租,他们遭到了父亲彭新的诸多挑剔和责骂,谷子还要用风车除净杂物后才能过斗交租。

  佃户们被折腾了大半天,一个年轻的农民口渴难耐想要讨点水喝,家里人全都冷漠地转过头去,只有年幼的彭湃热情地倒了碗热茶给他喝,农民们对彭湃千恩万谢,父亲却狠狠地斥责了彭湃一顿。当时,他内心便生出对地主阶层冷漠无情的反感。

  海丰县是属于广东社会矛盾最尖锐的地方,贫富分化悬殊,官绅横行不法、鱼肉百姓。彭湃目睹了种种的不公,最终生出想要改变这个黑暗社会的想法。

  1916年,彭湃在海丰县读中学时,开始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活动。他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组织了一个“群进会”,向旧社会封建势力展开斗争。

  当时,海丰县的豪绅陈月波、马剑郎等人,为了巴结驻军统领林干材,无耻地在五坡岭建造了一个“表忠祠”,还把林干材的石像拿到祠内供奉。

  得知此事后,彭湃带领海丰的学生群起反对,还把林干材的石像捣毁了。陈月波等人没有办法,只能把被打坏的石像丢下海,这事在海丰影响很大,彭湃因此成为海丰县学生活动的领导人之一。

  到了日本,彭湃读到《宣言》,全盘接受了马克思的理论。一年后,他进入李大钊、陈独秀等人求学过的早稻田大学,专攻政治经济学,目的是“将来研究我国政治经济,秉志改革”。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爱国热潮,在日本的3000多名中国留学生也在东京日比谷公园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有三千多人参加。结果在游行过程中学生遭到了日本警方的野蛮袭击,23人被逮捕,数十人被打伤,彭湃也挂了彩。

  回到住处后,彭湃气愤难当,咬破手指蘸血写下“毋忘国耻”四个大字,寄回家乡学生联合总会,鼓舞着进步学生的爱国热情。

  1921年,彭湃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后在广州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在家乡海丰县进行理想的实践,先后创办了“社会主义研究社”、“劳动者同情会”。

  当时割据东江一带的军阀陈炯明,与彭湃是老乡,出于笼络人心和巩固地盘的目的,聘请彭湃担任海丰县的教育局长。彭湃有着另外的想法,他希望从教育着手去实现理想的社会革命,因此便一口答应下来。

  担任教育局长后,彭湃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改革了教育方针,反对奴化教育,聘用思想进步的留学生当校长、教员,还用毛笔画了一幅马克思的巨像挂在教育局内。

  彭湃对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打心眼里厌恶,每当这些人前来拜访时,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拒绝接见,有时还透过门缝,在本子上把那些人的容貌画成漫画加以讽刺。上任没多久,他组织学生高举红旗,参加“五一”劳动节的游行。那些痛恨他的乡绅立刻去县政府告状,彭湃被撤了职。

  彭湃罢官后,将原来用于堆积杂物的小房子收拾干净作为住处,题名“得趣书屋”,这间屋子也成为海丰农运的发源地。他和妻子蔡素屏抛弃了旧式家族的奢华生活,每天过着简朴的日子,吃的也是农民常吃的菜脯和番薯,他的大儿子干仁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生的。

  不同于大家印象中革命家都是刻板的形象,彭湃性格中有相当浪漫的一面。他和蔡素屏是包办婚姻,通常接受了新思想的年轻人都看不上家中裹脚没文化的妻子,纷纷寻找志同道合的新知识女性。

  彭湃起初也对蔡素屏不满意,可他的做法是教蔡素屏读书,夫妻共同进步。他在日本留学时,来信和留在家乡的妻子约定,中秋节一起隔洋远望圆月升起。中国传统习俗中,夫妻不允许在外面手拉手,可彭湃公然拉着妻子的手在大街上散步。

  尽管陈炯明再度邀请彭湃做官,但彭湃却坚决拒绝了,他要深入农民中间,一心一意向农民做宣传。

  就这样,彭湃单枪匹马跑到一个叫赤山约的村子进行宣传活动,可农民们都远远地躲开了他,实在躲不过去会说:“先生呀!我们不得空闲和你谈,恕罪。”

  彭湃想不通为什么农民不愿意和他接近,经过一次次地碰钉子后,他才发现,首先是自己的穿戴有问题,其次是农民的思想被禁锢得太厉害。

  最初彭湃下乡,头上戴着白通帽,身上穿着整齐洁白的学生装,足蹬皮鞋,老百姓们还以为他是来收税的官差。后来他改穿着粗布衣服,赤着脚,手里拿着一枝旱烟筒,这下农民们见到他不跑了,但对于他宣传的“团结、自由、平等”却未置可否。

  尽管彭湃诚心诚意,不辞劳苦,一再宣传,但农民被人欺骗得多了,总以为他在说谎。那些豪绅地主们趁机造谣,说彭湃因为被罢官,愤懑郁结于胸得了精神病。家人更是不理解他的做法,认为花了一大笔钱送他去留学,结果他回来不但不为家里做贡献,还成天跑出去搞革命,认为祖宗没积德才会生出他这么一个怪胎。

  彭湃的大哥对他恨之入骨,甚至扬言要杀死他,就连和他志同道合的一群朋友,也反对他去和农民混在一起,认为“农民散漫得有如散沙,实在是难以结合,何必徒费精神呢?”

  幸亏彭湃内心是十二分的坚决,每天都坚持出去向农民做宣传。以前的他特别在意形象,衣服皱一点、脏一点都不穿,后来变得形容瘦削、肤色黝黑,每天蓬头垢面,更加印证了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对他“精神病”的诽谤。

  但他的形象逐渐印在农民的心坎上,原本农民们都是逆来顺受,认为自己命该如此,没投个好胎活该受累,后来经过彭湃反复的宣传,他们枯井似的心里逐渐掀起波浪,从起初完全无动于衷到后来莫名叹气,再到一次有位农民厉声质问彭湃:“说减租,就请你不要来迫我们的租,我才相信你是真的。”

  彭湃听了这话并不生气,反而内心生出欣喜,这说明农民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当天彭湃激动地在日记里写上:“成功快到来了。”

  在彭湃的不懈努力下,1922年10月25日,赤山约农会成立,这个农会是第一个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团结、教育农民的新型组织,尽管人只有500人,但这已经是可贵的进步了。

  11月的一天,农会通知大家来看戏,老百姓听说有戏可看,都纷纷涌到戏台前。就在戏开演的前一刻,彭湃拿着一大堆田契上台,发表了震动人们心弦的演说。他向农民宣布,这些田不属于自己,而是农民兄弟辛勤劳动的成果,从今日起,他名下的土地全部归耕种的农民所有。

  说完,彭湃将田契一张张烧毁,台下成百上千的农民激动了,许多人流下泪水,称彭湃是“活菩萨”。

  有了彭湃的示范作用,农会迅速壮大起来。彭湃趁热打铁,在1923年成立了海陆丰总农会,会员达20万人之多,占总人口的二分之一。

  农会从农民最直接的经济利益入手,带领农民联合起来减租减息、抵抗苛捐杂税。彭湃为农民办免费教育,教农民记账、打算盘,让农民不受地主的骗。

  农会还办了一所农民医药房,农民凭农会会员证看病,不收诊费,药费折半,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第一次享有了看病不用钱的待遇。

  1923年夏季,引发海啸,凶猛的海浪涌上陆地,大片房屋被淹,人畜伤亡无数。彭湃顶着大风,率领农会的同志们划船涉水,到受灾的地区抢救和调查,进行抚慰和安置灾民的工作,并决定大幅减租,如果收成很差,那么可以免交租金。

  1923年“三大”以后,对农民问题日益重视起来,并由此加强了和彭湃的联系。1924年初,彭湃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员。不久,他被委派为“中国农动讲习所”第一届主任。

  孙中山对农讲所十分重视,还以总理的身份亲自参加第一届学员的毕业典礼,还发表了《耕者有其田》的重要演说。

  在农讲所工作期间,彭湃与、周恩来等人建立起深厚的革命友谊,同时在《响导》《犁头》《中国农民》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有关农运的文章。因此,善于与农民打交道的也称呼他为“农动大王”。

  1929年,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彭湃被调到江苏省委军委书记。从此,他离开了海陆丰,并再也没有回去过。

  彭湃化名“孟安”,在上海和江苏两地长期奔波。8月24日,彭湃和化名梦揆的中共中央委员杨殷、中共江苏省委军委负责人颜昌颐等人,到秘书白鑫家里召开会议。

  他们不知道的是,在会议召开的前一个月,白鑫已经叛变,会议途中他借口离开,向巡捕房和警察局出卖了开会的消息。

  当天下午4时,彭湃等5名同志被逮捕,并被原汕头市长方乃斌出场指认,彭湃的身份暴露了。

  彭湃被捕后,周恩来召开紧急会议,布置营救彭湃的工作。陈赓接受了任务后,想尽一切办法进行营救,可惜均未能成功。

  彭湃被关押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监狱,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把敌人的公堂变为革命的讲堂。他一面痛斥蒋介石、汪精卫如何投靠帝国主义,叛变革命,屠杀广大的革命群众;一面又热情歌颂中国如何英勇地领导着广大的革命群众,以及领导创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现在是如何兴旺,号召大家起来拥护中国。

  在彭湃的大力宣传下,一位负责关押犯人的上等兵被他的革命精神所感动,从同情革命到帮助革命,成为彭湃与外界联系的“交通员”。

  8月30日,对彭湃施以酷刑,使他晕过去九次之多,手足折断体无完肤,即便知道自己已经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彭湃依然坚持给党组织写了一封信:“我们在此精神很好,兄弟们不要因为弟等牺牲而伤心。望保重身体为要!”

  1929年8月30日下午,33岁的彭湃高唱国际歌英勇就义,当晚,亲密战友周恩来含泪起草了《告全国工人农民及其他劳苦群众书》,高度评价彭湃一生,并通知各级党组织举行哀悼。

  彭湃牺牲后,母亲周凤带着六岁的干仁和五岁的保禄,在农民群众的掩护下流浪到香港,过着难民的生活。

  后来,干仁(彭士禄)历经千难万险,在党组织的护送下到了延安,周恩来见到他激动地说:“孩子,终于找到你了。”“我是你爸爸的好朋友,我从法国回来是你爸爸在广州接我的,而且把自己的床铺让给我睡,将房子让给我住。”

  受到彭湃革命精神的感召,原本反对过他的亲人们有很多都走上革命征途,先后6人为中国革命壮烈牺牲,其中包括他的两任妻子蔡素屏和许冰,彭家可谓满门英烈,彭湃的母亲周凤也被主席亲切地称为“革命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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